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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方志文化视角谈海峡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

2014-09-12 10:32   来源: 华夏谱志联盟   作者:杨海峰  点击:
海峡两岸方志编修在发展过程,既有共同点,又存在一定的差异,因此,开展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对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我国方志文化,不断推进方志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目前两岸方志文化交流取得了较大的成绩:方志文化交流地域从东部沿海扩大到中部

    方志承载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地区的文化历史,是一笔重要的物质和精神财富。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各个地区的文化包括方志文化发展不平衡。大陆作为中国的主体,有着十分丰富的文化典籍,有着几千年的方志文化积淀,在漫长的中国方志文化发展史上,特别是改革开放后,方志事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与进步,形成了符合自身发展的方志文化特色。而台湾地区的方志文化作为中国方志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既有中国方志文化的共性,又有其自身的特殊性。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台湾继承传统,重视修志,四级修志即台湾省志,台北、高雄两直辖市志,县(市)志,乡镇(市、区)志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因此,加强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与合作,对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我国方志文化,不断推进方志事业健康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新中国成立后,大陆同台湾的方志文化交流在很长的时间内没有得到健康发展,甚至出现了停滞。但随着大陆改革开放的逐步推进,以及两岸关系的日益改善,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一)方志文化交流地域从东部沿海扩大到中部、西部,交流次数日益增多,且规模越来越大。最早开启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的是广东省。1988年8月,广东省地方史志办公室、广东省地方志学会在广州召开粤港澳台地方志学术交流会。这是大陆地方志机构首次与港澳台地区学者开展的方志文化学术交流。进入90年代,广东省更是开展了一系列由两岸学者参加的方志文化交流活动。此后影响较大的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活动是1997年12月29日~1998年1月3日,在天津举行的中国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讨论会。会议就海峡两岸地方志编修进行了研讨。进入21世纪以来,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更是逐步推进:一是国家地方志工作机构积极组织海峡两岸的方志文化交流活动,如2006年、2010年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组织地方志专业考察团就方志的编修以及收藏、利用赴台湾有关学术机构进行学术考察;尤其是2011年8月,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办公室和中国地方志协会在宁波联合举办了首届方志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等8个国家及港澳台地区的100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方志文献的传播与运用进行了学术交流。二是两岸方志文化交流地域不再限于东部沿海省份地方志工作机构,中部、西部省份地方志工作机构也积极组团赴台湾进行方志文化学术交流。如:2010年10月,应台湾铭传大学邀请,上海市地方志系统一行与台湾地方志同行围绕台湾地方志编纂、收藏和数字化专题展开交流。2011年7月,湖北省旧方志收集整理考察团一行在鸡笼(基隆)文史协进会、湖北文献社和宜兰县史馆三家机构,深入了解台湾地方文献,特别是就旧志的整理、志书的编修及收藏利用情况,与台湾省的修志专业人士和学者进行交流。2009年10月,贵州省地方志系统一行14人,与东华大学图书馆、台北大学、台北市文献委员会有关专家、学者,围绕儒家文化与地方志的发展,地方志资料的搜集与整理,谱牒研究与地方志的关系,地方志功能的演进与现代志书编纂创新等问题进行研讨交流。2011年8月28日~9月4日,四川省地方志学术考察团赴台湾,与台湾相关部门就进一步拓展方志合作领域进行交流。可以说,通过海峡两岸频繁的学术交流,在方志文化发展中产生了许多新的观点,取得了新的突破和新的成果,进一步扩大了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的规模,巩固了合作基础,为方志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交流合作内容逐步加深。随着两岸新编志书的大量出版,海峡两岸的方志文化交流由最初的编纂问题,逐步扩大到交换史志资料,以及共同编纂志书。如2001年四川省地方志编委会与台北市文献委员会就成套志书交换一事达成协议,其后双方交换了80卷的《四川省志》和10卷49册的《台北市志》。这是海峡两岸新修志书的首次交流。此后的多次两岸学术交流都把交换新编志书作为重要的内容之一。如:2009年9月,江苏省地方志学会代表团赴台湾查阅所藏江苏旧志资料并进行学术交流时,双方就两岸志书、年鉴的购买、交换和利用等进行座谈和交流;2010年,经过福建和台湾双方的协商,《福建史志》在台湾公开发行等等。尤其值得一提的是,2009年12月,通过福建和台湾有关方面的协商,福建省地方志编委会与台湾妈祖联谊会签订了共同编纂《妈祖文化志》的协定。《妈祖文化志》由台湾有关文史社团专家,以及厦门大学、福建师范大学、莆田学院、泉州师范学院等部分高校的专家学者共同撰写。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两岸方志界首次合作以志书体裁来全面系统记述有关文化事项,该志的出版必将在两岸方志界,乃至文化界引起极大的反响。

    当前,为进一步推进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我们有责任站在新的历史高度,顺应时代潮流,加强相互交往,拓展方志文化交流领域,提高交流层次和规模。笔者认为应从以下三方面着手:

    (一)用好用足国家对台湾地区的政策,积极推进海峡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十三亿大陆同胞和两千三百万台湾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凡是对台湾同胞有利的事情,凡是对维护台海和平有利的事情,凡是对促进祖国和平统一有利的事情,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做好。”这一重要论述,对海峡两岸同胞的天然关系做出了符合历史、现实、未来的正确判断,宣示了我们党推动加强两岸交流交往的基本政策,指明了两岸同胞加强交往、沟通、理解、合作的正确方向。尤其是近几年,两岸良好关系逐步推进。这些都为海峡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提供了极好的外部环境。笔者认为,为进一步扩大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力度。在大陆方面,要设立专门的两岸方志文化交流机构,统一组织,统筹规划,使大陆丰富的方志文化资源在两岸交流中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要面向台湾人民传播大陆方志文化。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在台湾地区举办各种志书成果展等活动,让台湾人民在直观上了解大陆方志文化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对此,方志界已有人提出举办两岸方志论坛的设想,如四川地方志编委会《巴蜀史志》副主编汪毅2011年在成都举办的第七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提出,两岸文化论坛应关注地方志文化。同样,台湾方志文化资源也非常丰富,台湾有关部门应组织到大陆各地,以多种形式向大陆民众宣传台湾方志所取得的成就,使大陆民众更多地了解台湾现代文化和本土文化。总之,两岸应根据自身方志文化的特点确定工作目标,有计划、有重点地进行深层次的交流与合作。

    (二)海峡两岸方志界应进一步打造两岸方志文化交流与合作的平台,利用方志文化的优势,以史为据,以志书为证,深化对海峡两岸历史的认识,形成对海峡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共识,为促进两岸和平统一做出应有的贡献。据笔者了解,方志界在这方面已做出了一些成绩,如:2000年河南史志办公室的杨静琦根据三国时期吴国编纂的《临海水土物志》的记载:“1800年以前,今台湾(古夷州)与今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同属三国时吴国的临海郡”,有力地批驳了当时甚嚣尘上的台湾“台独”活动。又如:台湾省文献委员会主任委员简荣聪引用该会典藏的《台湾省通志》等史料指出,光绪十九年(1893年)十月,慈禧太后将钓鱼台列屿中的钓鱼台、黄尾屿、赤屿赠于盛宣怀,这一年已是日本侵占琉球之后的十四年。何况钓鱼台列屿早在明太祖洪武五年(1372年)为我国人杨载首先发现,600多年来始终是我国领土,其行政区域隶属于台湾省宜兰县[①]。实践表明,这种研究方式,对进一步加强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促进海峡两岸方志事业的发展,加速两岸和平统一进程,都会起到较好的效果。

    (三)进一步加强两岸方志文化的比较研究。“对同类文化活动开展比较研究,易于认识他们的本质特点和发展规律,从而推动该文化活动的理论和实践的创新发展”[②]。如前所述,海峡两岸方志文化在各自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因此,为了扩大两岸方志文化的交流与合作,推动两岸方志文化的创新发展,进一步加强两岸方志文化的比较研究很有必要。比如:1.在专家参与修志上。两岸在修志过程中都重视专家的作用,所不同的是仅仅是专家的参与程度。在这方面,大陆实行专家参与的形式,专家更多的是作为顾问或审稿人,很少直接以纂修人的身份参与修志,只有个别专业性很强的部分才由专家学者执笔,如方言志、气象志、自然地理志等。当然,大陆在第二轮修志中逐步加大了专家学者的参与力度,越来越多的专业性很强的志书聘请专家学者撰写。台湾地区修志基本上一直重视专家直接参与编修,而且这种趋势越来越普遍。如:《台湾省通志(稿)》的编修,聘请文献委员会之外的特约编纂有台湾大学教授22人、台湾省师范大学教授2 人,故宫博物院、“教育部” 、台湾银行、华南银行等单位专家以及艺术家21人,这样共聘请文献委员会之外的专家学者45人,占编纂人员总人数的73%,文献委员会内部专家学者担任编纂者17人,占编纂人员总人数27%[③]。《台北市志》编修方案中明确规定:《台北市志》的编纂主要是依靠教授、专家、学者的相助。专家学者们必须放弃学术专题论文,或教学用书写作方式,而按照志书编纂体例[④]。2.对凡例的重视程度上。台湾地区的志书非常重视凡例的撰写,如《台湾省通志稿》的凡例有21条、《台北市志》的凡例有60条,凡例内容比较充实、细致,读者通过阅读凡例,就能基本了解志书编纂的基本思路和方法。而大陆志书的凡例一般不会超过15条,而且基本大同小异。对此,不仅学术界一些常利用方志进行学术研究的专家学者提出了批评,而且方志界也有人多次提出批评,并进行深入研究。当然,两岸方志文化进行比较研究的内容还有很多,诸如志书体例、资料收集、内容记述、方志功用等。

    具有2000多年悠久历史的方志文化,蕴涵着深厚的文化内涵,具有独特的魅力。实践表明,加强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与合作,不仅符合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需要,也符合海内外中华儿女的共同利益。正如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主任王毅在《两岸关系》2012年第2期发表的新年寄语中指出:将继续拓展和深化两岸交流,争取在两岸各领域都建立起一批具有广泛影响、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点交流平台。我们相信,随着我国地方志事业的蓬勃发展,海峡两岸方志文化交流与合作将会日益广阔,成果会愈益丰硕。

参考文献:

    [①]《上海地方志》1990年第6期,转自台湾《联合报》1990年10月23日版。

    [②]  周乃复:《中外地方志比较研究的肇始之作——读陈桥驿<中日两国地方志的比较研究>》,《中国地方志》1993年第4期。

    [③]天津市地方志办公室编:《海峡两岸地方史志比较研究文集》,第231页,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版。

    [④] 饶展雄:《编修中的台北市志》,《羊城今古》1988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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