欢迎来到华夏谱志联盟今天是
[手机网站]

【方志】方志视野下的文化解析

2014-08-29 12:29   来源: 中国社会学院文学所   作者:张 剑  点击:
国有史,郡有志。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是关于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百科文化全书。 通过对地方志的研究,不仅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增进对历史细节的了解;还可以通过其中或显或隐的信息,对区域文化做深层次的透视与把握。

     国有史,郡有志。方志是一方之全史,是关于某一行政区域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自然现象和自然资源的百科文化全书。

  通过对地方志的研究,不仅可以补正史之不足,增进对历史细节的了解;还可以通过其中或显或隐的信息,对区域文化做深层次的透视与把握。这一点,我们在对明清义乌地方志的研究中,有着愈加深切的认识。

  根据现有资料,至1987年前,义乌地方志凡历十五修。其顺次如下:

  《元丰·义乌志》、《咸淳·义乌续志》、《至正·义乌志》七卷、至正十三年至正统五年间《义乌县志》十卷、《正统·义乌县志》、《隆庆·义乌县志》,以上均不传。

  《万历·义乌县志》二十卷,为万历丙申(1596年)邑令周士英修,刊本,今浙江图书馆存有残本(存卷一至卷八、卷十一至十四、卷二十)。

  《崇祯·义乌县志》二十卷,崇祯庚辰(1640年)邑令熊人霖修,刊本,日本国会图书馆支部内阁文库和义乌市志办分别藏有原刻本。据金世俊《义乌县志序》:“熊侯乃取旧志而续修之,雅不欲纷更,惟如共献所云:‘法当补书,则引类相从而增入之。’追寻遐狄,附以新政,匝月而毕,真可谓难而易矣。”据此,可推知《崇祯·义乌县志》之大概,该志是现存《义乌方志》中时间早且内容最完整者。

  又有《康熙·义乌县志》二十卷,康熙癸丑(1673年)知县于涟修,邑人董楷序,稿本未刊,今佚。

  《康熙·义乌县志》二十卷,康熙壬申(1692年)知县王廷曾修,复旦大学图书馆、吉林大学图书馆、日本国会图书馆支部内阁文库均藏有原刻本。

  《雍正·义乌县志》二十卷首一卷,知县韩慧基修于雍正五年(1727年),刊本,故宫博物馆图书馆、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美国国会图书馆有藏本,上海图书馆所藏缺第一册。

  《嘉庆·义乌县志》二十二卷首一卷,知县诸自谷主修,程瑜、李锡龄、朱世瑷等纂。起于嘉庆四年,成于嘉庆七年(1802年),刊本,义乌市图书馆藏有木刻本;民国十九年灌聪图书馆翻印石印本,各大图书馆多有存本。

  又有《民国·义乌县志稿》,朱乾、吴镜元编,沿革记至民国6年,存残稿残篇,未刊,今存浙江图书馆。

  《民国·义乌县新志稿》,干人俊等编于1943年。稿本,未刊,凡二十五卷首一卷,今仅存首一卷和卷一至四,藏于国家图书馆。

  又有义乌县志编纂委员会编《义乌县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出版。

  明前所修各志,均不传。明代所修志,今存万历志和崇祯志两种,后种晚出转精。清代所修志,今存康熙、雍正、嘉庆志,以嘉庆志最为完善。

  本文之研究,即以《崇祯·义乌县志》和《嘉庆·义乌县志》为主,以下简称“崇祯志”和“嘉庆志”。

  一、汪道昆与义乌兵

  明嘉靖年间,倭寇猖獗,屡屡进犯浙、闽沿海地带,而明兵征剿不力。参将戚继光至义乌募兵,这支部队机智勇猛,屡战皆捷,成为抗倭主力,从此义乌兵威名远扬,甚至成为义乌人刚猛勇韧性格的文化象征。

  但是,关于义乌兵的起源却有不同说法,其中被人引用较多、具有较大影响的说法是《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汪道昆条》中所载:“嘉靖廿六年进士,授义乌知县,教民讲武,人人能投石越距,世称义乌兵。后备兵闽海,与戚继光募义乌兵破倭寇,擢司马郎。”?譹?訛

  在此,汪道昆(1525-1593),俨然义乌兵之创始人。有学人即采用此种说法。

  然检“崇祯志”卷十一《名宦》:

  汪道昆,字伯玉,直隶歙县人,由进士嘉靖二十七年任。乌旧习因循,奸蠹纷纠。公英特警敏,风力过人。绪寻本始,梳栉宿弊,振洗颓风。杜绝侵渔,征赋立办。辩枉破滑,剪刁锄强,痛惩起灭,以熄讼源。操持公廉,信令必罚,盗贼屏息,豪右惕心。事无巨细,刻期日中决之,群情胥服,易听改观,治以严明称。性好学,博览多识,不以案牍辍披吟。尤崇重学校,造就青矜。所奖拔儁异,为时名流,以行取。入为工部主事,民遮道泣留,不忍别。

  “嘉庆志”卷九《宦迹》,对汪道昆的记载文字,基本全同“崇祯志”,惟后面多出几句:

  “公积官至兵部左侍郎,以文章名世,有《太函集》。其在婺属草盖寡,然生平未尝忘婺也。祠名宦。”

  可见,这里也并无汪道昆与义乌兵关系的记载。

  再检“崇祯志”卷八《民兵》:

  乌兵之起也,则以矿寇。先是嘉靖三十七年处州不逞之徒,煽讧入我南鄙,井堙木刊,民大震恐。倍磊陈氏(大成)首纠义旗,衷其师击之,尽殪死者以泽量,而民因是骎骎玩兵器于掌股之上,武夫之勃兴,自此始。已,倭寇蜂起,参将戚继光购剿贼之首事者,而陈大成等率众应召,三十九年统兵赴台防守,四十年破倭于白水洋……。呈念邑僻处山乡,向服礼教,不谙兵务。始自嘉靖三十七年,剿灭矿贼有声,倭寇扰浙,因而召募无宁日。京省守御,乌兵居多……。(按:“嘉庆志”卷四《民兵》之记载,与此大体相同,故在此不予重录。)

  据崇祯志和嘉庆志,汪道昆任职义乌令的时间为嘉靖二十七年。嘉靖三十一年,义乌令已为曹司贤。嘉靖三十七年至四十年,义乌令则为赵大河。两志之《矿防》篇中也载,陈大成击处州贼时,赵大河为县令。可见义乌兵的兴起,应与赵大河而非汪道昆有关。

  戚继光《纪效新书》卷首《或问篇》,对于义乌兵事讲得非常清楚:

  岁己未(指嘉靖三十八年),以义乌尹赵公之集兵,予奉命会选而教练之,为部伍。于是而始有义乌之名。?譺?訛

  汪道昆在他自己的《太函集》卷二十七《台州平夷传》中亦云:

  比年,岛夷犯东南,自台州始。上用督抚议,特命戚参将继光分部台州,而以唐俭事尧臣兼兵巡事。两人雅以才相重,尽平生欢。戚将军尝备胡,习西北兵事,则以江南多沮泽,行者不得比肩而行。阵与西北同,何以战?乃为鸳鸯阵,阵十有二人,队长前、次夹盾、次夹技兵、次四人夹矛、次夹短兵、樵苏居后。其节短,其分数明,其步伐合地宜,其器互相为用。乃以义乌令赵大河所募,县良家子三千人服习之。?譻?訛

  据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江南通志》卷一五一载:

  “赵大河,字道源,江阴人,嘉靖丙辰进士,授义乌令。时倭寇两浙,特简民壮督习骑射。总制胡宗宪檄监大将戚继光兵,上功幕府,累擢浙江佥事,监军如故。练兵讲武,所拔部曲后皆为名将。”

  由此可见,戚继光和赵大河,才是义乌兵的真正缔造者。

  不过,汪道昆与义乌兵,也有因缘。戚继光《横槊稿》之《闽海纪事》,记载了他与汪道昆合力平八闽的详细事迹,赞叹汪道昆与自己部下义乌兵的亲密关系:“公旧尹乌伤,乌伤人诵公德政,至今不衰”。“部士皆汪旧,赤子乍见,慈母恋恋,视予且甚焉。”戚继光还对汪道昆幕后赞画但又不易为人所知而鸣不平:“予职旗鼓,督军行间,肃队而出,悬馘而返,虽五尺童子知予功也。而不知壬戌冬之密盟,南明公之任难,即士大夫亦不能知者。呜呼!无智名,无勇功,大德不德者,南明公之谓也。”

  汪道昆任义乌县令时,年仅二十三岁,可谓少年老成、意气风发。喻均《山居文稿》卷七之《明通议大夫兵部左侍郎汪南明先生墓志铭》说:“人以尹何少,先生及在事,持廉俭,为吏民先,而出以平恕,大得民和。”由此可知,义乌兵的英勇善战,官兵和谐,也有汪道昆的一份功劳。

  《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中所述之事,遍查其所列传记文献,均未发现出处。臧励稣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中倒有类似记载:

  “汪道昆,明歙人。字伯玉,嘉靖进士,令义乌。教民讲武,人人能投石超距,世称义乌兵。”?譹?訛

  不知《明人传记资料索引》所载是否即由此而来?至于《中国人名大辞典》中的记载,也许是因汪道昆位高名盛,且与义乌兵有一定关系,遂将其与赵大河、熊人霖等人事迹混为一谈所致。

  嘉庆《义乌县志》卷四《兵防》载:

  义乌演武场、讲武营、总练所,均为崇祯十三年知县熊人霖所建。熊人霖“取壮丁投石超距者百二十人,每日簿书稍暇,即当堂较艺,赏罚必行。每月赴教场习阵法,束伍简器,一准戚大将军遗制”。

  此待深考,未便定谳。

  二、义乌的文化主脉

  从义乌行政区域的历史沿革,可以看出,它基本上归属于古代婺州(今金华市)区域,与婺州其它市县同处婺江流域,彼此间的空间距离大多只有数十公里。

  所谓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历史文化,在大的层面,金华各市县有着近似的生活习惯、价值观念和民风民俗。所以研究义乌文化,不能脱离开金华地域文化。如南宋以来,整个金华地区文化兴盛,出现了以吕祖谦、唐仲友为代表的“婺州学派”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他们所提倡的经世致用、重史求实、多元并存、义利并举等思想和主张,构成了金华这一区域内薪火相传的历史文化基因,使金华各市县具有较强的区域历史文化认同感。以至使很多人产生一种误解:以为婺学和永康之学既然兴盛于金华文化圈内,便应该是金华文化圈一直不变的主流。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简单。南宋一朝,程朱理学虽经庆元年间的短暂打压,但其总趋势趋于日渐提高。理宗即位前,就从郑清之那里学习程朱理学;即位后,又请真德秀讲授朱熹的《四书集注》;后来,更以端平更化为契机,将真德秀、魏了翁等一批理学名臣,召回朝廷辅政。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宋理宗下诏,正式肯定二程到朱熹是孔孟以来道统的真正继承人。从此不仅使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正统思想和哲学,也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教材。这种情况历经元、明、清三代,近七百年大致未变。在此大趋势下,婺州的主流学风当为程朱理学不难想见。即使是学术相对多元繁荣的南宋前期,我们也无法认为婺学或永康之学在金华区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朱熹虽非婺州人,但却经常到婺州讲学,广纳学子。与程朱理学一脉相承的兰溪人范浚,反对浙东学者多尚事功,家居授徒,至数百人。他们在当时,足可与吕祖谦为代表的婺学和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之学分庭抗礼。

  如果具体到各自的后世承传和影响,婺学和永康之学的非主流地位更是昭然若揭。陈亮去世之后,永康之学很快与婺学合流,共同成为以历史研究为主的学术流派,退出了思想文化界的逐鹿之争。而程朱之学则挟天子之令,风卷四方。朱熹的大弟子黄斡门下,有婺州籍的何基、王柏、金履祥、许谦四人,史称“金华四先生”,成为南宋以降婺州学术的主要渊源。即使是范浚之学,也远比陈亮的永康之学生命力强劲。范浚《心箴》,被朱熹采入《孟子集注》中,还被真德秀过录至《大学衍义》。明代嘉靖皇帝,亲为《心箴》作注,刻石太学。明代婺州人甚至认为,范浚才是婺学的开创者。章懋《重刊香溪先生文集序》说:

  “独是吾乡圣贤之学,前此未之闻也。而睿其源者,自先生始。继而后有东莱兄弟丽泽之讲授,又其后何、王、金、许遂相继以得考亭之统,道学之传于是为盛。非先生之功而谁功?”

  具体到义乌来看,嘉庆志卷十四《理学》中,共收有宋元十九位理学家事迹,主要师承派别为:

  [宋代] 徐侨,字崇甫,谥文清,师事朱子。其子鯄、钧、瑼,皆传家学。门人曰朱元龙(号厉志)、康植、王世杰、龚应之、叶由庚、朱质。

  傅定,字敬子,傅寅侄儿,受业朱子之门。

  傅大原,傅寅仲子,从慈湖杨简游。

  康植,宇子厚,徐侨弟子。

  王世杰,字唐卿,徐侨弟子。

  叶由庚,字成父,学者称为通斋先生,徐侨弟子。

  龚应之,字处善,徐侨弟子。

  楼大年,字元龄,徐侨弟子。

  朱杓,徐侨弟子。

  朱质,字仲文,受学吕祖谦弟子叶邽,而卒业于唐仲友。

  喻侃,字伯经,良弼侄,早受经于陈亮。

  喻南强,字伯强,师从陈亮。

  王炎泽,字威仲,从外祖叶由庚,传徐侨之学。炎泽为王祎先祖。

  石一鳌,字晋卿,一字巨卿,初学于王世杰,传徐侨之学。

  [元代] 陈牫,字希善,尝游何基之门,传朱子之学。

  朱震亨,字彦修,号丹溪先生,从许谦承朱子学。

  朱同善,字性与,幼承祖杓家学,复从许谦传朱子学。

  王顺,字性之,从许谦传朱子学。

  金涓,字德原,号青村,从许谦传朱子学。

  以上十八人中,只有朱质、喻侃、喻南强三人传婺学或永康之学。

  如果将眼光再扩大到嘉庆志卷十四《儒林》中,共收录二十位人物事迹。可以看出师承派别的,有一十二人,分别是:

  [宋代] 毛炳,字伯光,初游东莱之门,后沐西山之教,专心正学,克绍薪传。(可见即是以传程朱学为主)

  傅寅,字同叔,讲学杏溪,学者称之“杏溪先生”。师从悦斋唐公质疑问难。

  [元代] 黄,师从石一鳌,传程朱道统。

  丁存,字性初,传程朱之学。

  宗诚,字仲实,受业于许谦及黄溍。

  冯翊,字原辅,师许谦、黄溍。

  [明代] 朱廉,字伯清,朱杓之后,师从黄溍。尝编晦翁语类精粹,传程朱之学。

  王汶,字允达,炎泽之后,传程朱之学。

  王如心,字元近,传程朱之学。

  [清代] 胡之翰,字屏仲,讲授五经四子,传程朱之学。

  李尔誾,字又损,号觉庵,传阳明之学。

  陈圣圭,字君特,号东岩,陈亮后裔,传阳明之学。

  由此可见,除傅寅传唐仲友之学,李尔誾、陈圣圭传阳明之学外,其余九人也全部是程朱一脉。

  嘉庆志卷十四《理学》总结云:

  自朱子讲道于婺,同时郡人东莱吕氏(指吕祖谦)、同甫陈氏(指陈亮)、悦斋唐氏(指唐仲友),皆以学著。何、王、金、许(指金华四先生)又递传朱子之学于黄氏(指黄斡)焉。文清徐氏(指徐侨)、敬子傅氏(指傅定)并亲受业于朱子。吕氏、唐氏则仲文(指朱质)传之,伯经(指喻侃)、伯强(指喻南强)乃守范于陈氏者也。厉志朱氏(指朱元龙)、子厚康氏(指康植)、唐卿王氏(指王世杰)、通斋叶氏(指叶由庚)辈,皆文清高第,而通斋为尤著。唐卿、通斋传南棱王氏(指王炎泽),唐卿后传晋卿石氏(指石一鳌),至希善(指陈牫)登北山(指何基)之门,丹溪(指朱震亨)、青村(指金涓)承东阳(指许谦)之绪,虽或派别流分,递相师祖,要皆可以驯致圣贤之域,而蹶中庸之庭也。

  可见,义乌的文化主脉仍为程朱之学。值得注意的是,虽然程朱理学南宋以后在婺州取得了文化上的主导地位,但婺学作为本地学术资源,仍有其根深蒂固的影响,重史学、重事功的思想,在婺州从来不曾真正消泯。

  黄溍在《送曹顺甫序》中就曾说:

  “盖婺之学,陈氏先事功,唐氏尚经制,吕氏善性理。三家者,唯吕氏为得其宗而独传”。?譹?訛

  其实,陈氏尚事功、唐氏尚经制,也并未绝灭,而是以与吕氏之学合流的方式,延续了下去。

  明末清初的义乌名士骆宁桢,对本土文化有一段精炼的概括,嘉庆志卷十四《儒林》云:

  儒者讨理于经,而不可不穷其要;铸才于史,而不可不会其通。况邑有前模,颜氏之孝,忠简之忠,文清之学,忠文之文,有不必远宗他域者。

  骆氏的叙述,是由大及小,由外而内的。“儒者讨理于经,而不可不穷其要”主要是指程朱儒学,它不仅是义乌文化中的正统,也是中华文化的正统。“铸才于史,而不可不会其通”主要是指金华文化里富有特色的婺州学派和永康学派,它同样是义乌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义乌,除了吕氏之学颇具声势外,陈亮的永康之学似乎也有市场。陈亮本人即是义乌官塘望族何氏的女婿,内弟何大猷更师事陈亮,其他的义乌望族,如喻氏中的喻民献、喻侃、喻南强,均为陈氏弟子,是永康之学的中坚力量。“颜氏之孝,忠简之忠,文清之学,忠文之文”分别指颜乌、宗泽、徐侨、王祎,是义乌各类人材的代表,也是义乌文化的独有部分。因为就学术而言,东海西海,此心攸同;而就人材而言,千人千面,各不相同。他们对程朱主流之学空谈心性的弊病,有着补正偏失和输送新鲜血液的作用。正是各种文化之间,相互联结、渗透、影响,才构成了同中有异、多元共存的区域文化景观。

  三、义乌的商业观念

  中国古代是一个农业社会,安土重迁,重农轻商。因此,民风斥机诈,以淳厚为佳,凡有喜讼滋事之人,常被视为奸猾刁民。义乌地方官的宦迹里,经常可见抑豪惩强的记载。如嘉庆志里记载的元代亦磷真“抑豪强”,明代罗柏“禁伏豪强”,明代汪道昆“辩枉破滑,剪刁锄强,痛惩起灭,以熄讼源”,明周廷侍“颇抑豪右”等等,均是其例。

  与此相反,地方官们对于民乐其居、风俗淳朴,总是大加提倡。嘉庆志《宦迹》里也多有记载,如明知县李通“在任十年,民庶乐业,野无旷土,一时风俗归美”,明知县吕盛“在任六年,民殷讼息”等。

  古代义乌,“风俗比他邑为独美焉。男子服耕稼,女子勤纺织,商贾鬻鱼盐,工习器械以利民用,无淫巧奇亵之物。奉公供赋,语官府辄惕心丧气,至老死不识县门。而富家子咸布衣革履,入城市不驰驱为富贵容。亲戚邻里以饮食相聚会,或四五簋六七簋而已,礼仪繁委,不及东人。然真情款洽,重然诺不欺,则过之远矣。”

  明中叶以来,随着商业经济有所发展,兼之倭患不绝、征伐四起,义乌民风有所变化。万历《义乌县志·风俗》云:

  晚近乐岩,居者不惮千里以从兵;事本业者,不鄙末作以要利。里儿羞布素而尚纨绮,窭家效富室而侈华筵。侈靡日甚,物力日绌,巧伪萌生,智作渐毒。民乃知逃国税,捍文纲,持官司短长,而讦告之风炽矣!回视昔日之醇厚,何如哉?

  这些今天看起来,应该视为发展要务的商业行为,却使地方官感到忧心忡忡,甚至为扭转此种风气大费周折。即使那位商人出身、对商贩抱有极大同情的汪道昆,在义乌任上也没能例外。我们当然不能要求他们超越历史,也不该以今律古。

  周士英在万历《义乌县志·序》里,对此情况,有更详细的说明:

  自颜宗建鹄,枕庐殉国,照映后先,故其民至于今犹崇尊亲之化;家有谱,宗有祠,子孙犯奸盗者摈而不得祭会,故其民至于今犹重捡押之训;赀雄里中者不惮出粟以贷,令输以饷军,而闾里化之,故其民至于今犹存好施之风;然而地薄土瘠,芋栗不充,敌其民寡积聚而多贫;征车四驰,狎习技击,故其民好矜力而语难;杯酒责望,锥刀竞争,故其民务冀忮而斗捷;军国靡耗,征税百端,故其民多逋逃而骪法,以今征之志,信矣。

  他在《序》里又认为:“民耳渐之礼义则礼义,习之诈力则诈力,所为转移之者异也。乌民晚近所渐习,盖骎骎乎秦俗矣。”于是,他希望:“照之以灾祸,安之以爱利,柔之以调和,一之以易良,道之以忠信,刞之以师友,则岂必易民而治哉?”而其施政也“问民疾苦,亲课农桑,作叶歌劝民孝友”。?譹?訛

  周士英的前后任官员,同样致力于民风归返淳厚。如俞士章:“由万历癸未进士来任,为治务持大体,严假命诬告之条,民无被法外之祸者。又悯民俗近偷,注圣谕六章颁示,亲讲乡约,月课衡文,必究大义而黜剽窃”。(嘉庆《义乌县志·宦迹》)。

  再如崇祯间知县熊人霖,亲作《孝顺父母歌》、《尊敬长上歌》、《和睦乡里歌》、《教谕子孙歌》、《莫作是非歌》、《各安生理歌》等六歌,以教化民众。

  一地风情民俗,与地方官的表率和领导才能,关系甚大。正如《康熙·歙县志》卷二《风俗》云:

  “夫俗成于下,风行于上,昔子游宰而武城雅有弦歌,子羔化而成人变其犷悍,迁善徙义,独不在移之易之者乎?”

  在历任地方官的努力下,士农工商的社会结构重新巩固。嘉庆年间,义乌风俗又呈现出“礼义廉节之风,不特士习以此自厉也,虽愚夫妇亦多有焉”的面貌。?譺?訛

  义乌现在,已经成为名扬海内外的国际小商品中心。当代义乌人在加强经济建设的同时,也在努力寻找经济背后的文化原因,以便为其持续发展提供雄厚的软实力支持,其中不乏将浙东学派重商重利的思想视为义乌传统文化观念,以此来直接解释当代义乌经济腾飞奇迹的做法。

  历史事实是:虽然明中晚期以来,“不惮千里”、“征车四驰”的义乌兵,已经埋下了冲破安土重迁、因循胆怯的农业观念束缚的种子,而万历《义乌县志·序》中的“不鄙末作”四字,也使我们隐隐感觉到义乌民间重商观念的暗潮涌动。这一切,在今天,在适宜的条件下,也终于开放为商业的满天花树,掀起了经济的滔天巨浪。

  但是,从几种义乌地方志看,义乌地方官的观念仍是重农轻商,民间也不曾出现系统持久的重商观念。义乌兵的兴起和民间对商业的兴趣,其实只是源于最直接的生存利益,与浙东学派的思想,似乎并无直接的关系。

友情链接

Copyright © 2011 中国乡土艺术协会谱志文化专业委员会 版权所有 

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新源西里中街甲十五号国务院军转办609-611室 电话:010-57720678 64619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