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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地方志编纂中的“地方”书写

2014-07-10 10:13   来源: 《史学理论研究》2012年2期   作者:陆敏珍  点击:
地方志作为重要的文献资料,其价值已为人所共知。但如果将它作为文本观察对象,地方志体例的完型及以地方为书写单位的特征是需要进行必要分析与定位的。宋代地方志编纂中,体例由图而志,这一转变表明由文字书写出“地方”或者说将岩石、山川等自在之物在人的

  在中国地方志编纂史上,方志曾有多种名目称号以及种类,但通常说来,所谓“方”是指地方,而“志”则是记载的意思。从文献角度来看,无论是作为地理书还是历史书,地方志中所汇集的数据与信息,其价值是不容置疑的;然而,作为文本观察对象,地方志最平常的事实背后却隐含着若干特殊的问题。例如,地方志是以地方为观察对象与书写单位的,但关于“地方”的概念与界说,很容易滑入某些预设的框架之中。因为就政治与社会层面而言,“地方”与“中央”、“地方”与“国家”很可能成为一组概念中的两个面相,或同时出现,或某一词出现时,另一词虽未指明,但隐现其间,挥散不去。①本文并不打算梳理这些缠夹难分的概念,也无意优先考虑某种想法来终结这些概念的差异运用。事实上,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地方志或方志已成为一种约定俗成的称呼,其内涵似乎不言而喻,地方志的编纂者在撰写时无须对地方志所涵有的“地方”做一个特别的界定。尽管如此,以“地方”作为观察单位与书写单位的地方志,仍然需要对其所含蕴的“地方”做具体的分析尤其是作意义上的考索,以彰明地方志编纂背后的支撑。

  宋代是中国地方志编纂的重要时期,地方志书大量出现,体例开始确立。围绕着方志体例在宋代的完型以及地方志编纂机构等具体问题,学者进行了多方面的论述;同时,强调宋代地方志作为一种重要史料,重申其研究价值亦是学者关心的话题。②毫无疑问,宋代方志的价值与体例发展中的转型是需要进行详细阐述的,但宋代地方志的编纂不仅只有这些外在的、植入的意义,其编纂本身就是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文化现象。方志体例在宋代的体例完型究竟有何意义?编纂者将“地方”作为其观察视域,以都会郡县等行政单位作为其文字书写的单位。这种对“地方”与“地方书写”的偏好是否有着内在的含义?本文拟以此为发端,对宋代文人用文字的“地方书写”来书写出“地方”这一现象作思想上甚至是文化上的阐释。

  一、地方书写的兴起与变化

  宋代是方志编纂的重要时期。但两宋期间,究竟出现多少方志,不同学者所统计的数据多有差异。当然,数据的不一致,可能与统计者所凭借的资料有关,也可能与纳入地方志考虑范畴的原则有关,或者亦有其他未详的原因。尽管统计资料偏差不一,但是,研究者对资料中所反映出来问题的理解却是相对一致的。简而言之,关于宋代地方志书的兴起与变化至少可以从三种数据中略窥一斑。

  第一种数据是有关于宋代方志的总量。根据研究,“我国郡县有志,至宋代渐趋普遍”,③有人统计,从可考的时间上看,两宋各代共编修各类地方志书492种,其中北宋138种,南宋354种;④有人则从现见存目的宋代方志来查考,认为北宋曾有志书140余种、南宋为230种。⑤这一组资料中,统计者没有统计宋之前的资料,因此,不能将宋代的方志总量与前朝进行对比。但该组资料至少说明以下两点:一是虽然传世的宋代方志数目不多,但存目存名的方志数量却是数倍于传世方志数量;二是南宋编纂的志书数量已明显超过北宋。

  第二种资料是有关于方志的地理分布。由中华书局收集影印的现存于世的完整与较完整的宋代方志共29种,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约3种,长江以南约26种。另外,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称是书“为古代方志书之综合书录”,“凡属方志之书,不论存佚,概行收录”,⑥据其收录的已佚与留存的宋代方志看,全国性总志约40种,省志(含府县志)约767种(参见下表)。如果仍以长江为界,南方省份所修志书数量明显超过北方省份。换言之,宋代所编纂的方志并非是均匀分布在全国,以都会郡县为单位的方志分布流向有着明显的南北差异。这种差异究竟源自于制度、经济抑或文化因素尚有待学者分析。

数据

  第三种数据涉及了地方志书的书写模式。事实上,宋代方志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方志的重要完型时期,学者普遍认为,地方志的体例演变到宋代,“已臻详备”,⑧“举凡舆图、疆域、山川、名胜、建置、职官、赋税、物产、乡里、风俗、人物、方技、金石、艺文、灾异无不汇于一编”,而此前,关于地图、山川、风土、人物、物产等门类的记载虽早已存在,但门类多单行,并各自为书。⑨对宋代方志体例的定位在方志学的脉络里有其重要的价值,但从文化史的视角,可以将南北宋方志书写模式做一个更为详细的区分以体会其中的意味。例如,据学者所统计,北宋时期以“图”、“地图”、“图经”、“图籍”、“图志”为名志书共计90种,占总志书的65%,方志⑩22种,占16%;南宋时期“图经”、“图志”共51种,占总志书的14%,方志275种,占78%。(11)另据学者对宋代方志存世书目的考查,北宋曾有图经58种,占总志书的41%,方志22种,占15%;南宋存世图经21种,占总志书的9%,方志206种,占89%。(12)这两项统计显示,从北宋到南宋,地方志的书写模式基本上完成了由图经向方志的转变。(13)

  从形式上看,这一转变最简单的表现是:在整个宋代地方志书的实际书写中,地图越来越少,文字越来越多。上述资料中,图与志的比例即说明了这一点。同时,即便在那些称为图经的志书中,在“经为图设”的体例中,有经无图或经存图佚的志书大量存在,例如元丰年间(1078-1085)朱长文(1041-1100)所修的《吴郡图经续记》即是如此。不少图经在重修或重刻时改称为“志”,例如上引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1126-1193)重修时,书名改为《吴郡志》。绍兴年间(1131-1161)所修《严州图经》有图九页,淳熙重刻时仍用旧名,但后淳熙刻本仅余三卷,《舆地纪胜》、《文献通考》、《直斋书录解题》记此书名为《新定志》。(14)乾道五年(1169),明州修有图经,宝庆年间(1225-1227)再修志书时,因“图少而志繁,故独揭志名”。(15)

  当然,由图而志的变化只是简单的现象描述,但这一现象背后的意义是深远而巨大的。对此,四库馆臣曾以两部志书为例,说明这一时期地方志编纂上的变化及其功能,馆臣说:

  古之地志载方域、山川、风俗、物产而已,其书今不可见……《元和郡县志》颇涉古迹,蓋用《山海经》例;《太平寰宇记》增以人物,又偶及艺文,于是为州县志书之滥觞。元明以后,体例相沿。列传侔乎家牒,艺文溢于总集,末大于本,而舆图反若附录。其间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者,抑又甚焉。(16)

  馆臣将唐代李吉甫(758-814)所撰《元和郡县志》,与宋代乐史(930-1007)所撰《太平寰宇记》分列为志书编纂中的两个标志性成果,他们认为,隋唐以来志书中,唯《元和郡县志》一书“体例(亦)为最善,后来虽递相损益,无能出其范围”,而宋代以后的地方志书多接续《太平寰宇记》的体例,馆臣认为:“盖地理之书,记载至是书而始详,体例亦自是而大变。”(17)元明以后地方志编纂多因袭《太平寰宇记》体例,列传、艺文增多,舆图反而成为其中的附录,四库馆臣评论说,文字的增多,导致地方志成为“假借夸饰以侈风土”的工具。虽然馆臣的评论是否中允尚有待商榷,但此段话至少指出一个事实,即方志体例在宋代的完型不只具有编纂学上的意义,所谓“假借夸饰以侈风土”虽是贬评,却指出了宋代志书体例的完型有其文化上的功能。

  当舆图作为志书的附录时,由文字书写的地方志成为重要的呈现面相。由图而志的变化使得地方志在信息表达方式上有了明显的不同。地图是用线条力图真实地描述出“地方”,它给出了河流的走向、山脉的绵延、聚落的分布、城池的布局等外在世界的信息,以便于人们可以利用这些外在信息在一定文化背景内去感知、思考“地方”;经由文字书写出来的“地方”,那些山川、城池在人的经验世界中已通过文字得以再生产出来,它不仅进行了对外在信息的感知与思考过程,而且作为重要生产者的人也被凸显出来,换言之,人不再只是站在地图之外了。这也使得对方志的地方书写进行思想上的分析成为可能。

  二、地方书写的结构化图式

  宋代地方志书体例的完型及其文化功能的彰显,已为许多修志者所认识。郑兴裔(1126-1199)《广陵志序》称广陵为“淮南一大都会也”,“民臻富庶,而名邦掌故终令沦亡,殊非守土牧民之责,爰命郑教授少魏姚尉一谦辑之”。(18)很明显,名邦掌故绝非地图的线条描绘,而是记载属于人类社会生活的文化需求。虽然“大都会”与编纂方志之间是否存在直接的逻辑关联尚值得商榷,但至少在南宋地方志书中,编纂者意味深长地将地方的文化构建与地方志书的开展直接联系起来。例如,写于绍熙三年(1192)的《莆阳志》赵彦励(生卒年不详)序云:“莆阳山川之秀,甲于闽中,人物奇伟,自唐以来,间见层出,而图志缺焉。”(19)绍定三年(1230),罗叔韶(生卒年不详)《海盐澉水志序》宣称:“澉水之志不可无。”(20)淳祐十一年(1251),《玉峰志》开篇便言:“郡县必有志,独昆山无之,岂前人之长不及此哉?期会之事,有急于此,则谓之不急也。”(21)一地之志不可无、“郡县必有志”作为一种断然的宣言被修志者标识出来,修志的迫切感亦在这段话中显露无遗。宝祐五年(1257),《仙溪志》刘克庄(1187-1269)序称:“吾郡三邑,仙游最鉅。其山川之美、户口之众,前未有记载者,少府黄君始奋为县志。”同书陈敬之(生卒年不详)序亦称:“莆甲七闽,分邑惟三,仙溪又甲诸邑,前未有志,是大漏典。”(22)显然,地方志书的书写成为构建地理环境中的山川、户口、人物为一体的重要载体。上引南北宋地方志书统计数据中,南宋志书多于北宋志书,数量的多寡虽然不能完全说明地方志与地方文化构建需求之间的关系,但它至少表明,南宋方志数量的增多是在逐渐形成的构建地方文化的呼吁中开展的。

  当地方书写已成为一种对地方的结构化描述时,以下问题便出现了:地方书写应该由谁来书写,文字又如何书写出地方,在文字编排的内容纲目选择与变化中,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其中的“地方”?

  如果简略分类,方志的书写大约有地方被书写与地方书写两个路径。(23)前者是与全国性的地理编纂与管理需求密切相关的。例如,真宗祥符年间所修的图经,先是景德四年(1007),因西京图经疏漏,“令诸道州、府、军、监选文学官校正图经,纂修校正,补其阙略来上”,后又令诸路以图经献,“以其体制不一,遂加例重修”,祥符元年(1008),“官先修东封所过州县图经进内”,祥符三年(1010),李宗谔(964-1012)上《祥符州县图经》。(24)为了备政事、军事需求而做的地图、图经与图记,相关的例子更多。至道三年(997),真宗欲观边防郡县山川形势,于是“择使以往”,不久,所遣使者“以山川郡县形胜绘图以献”。(25)景德四年(1007),朝廷下诏,“遣画工分诣诸路,图上山川形势地里远近”。(26)康定元年(1040),“诏陕西、河东、河北转运司,各上本路地图三本”。(27)大观二年(1108),为详定九域图志,“诏四方以事来上”。(28)在地方被书写路径中,因为要服务于统一的机制,某种程度上会将书写者对地方的思考作简单化处理。这一点可从后人对李宗谔所上图经“简脱之病”(29)的评价中略见一斑。

  所谓地方书写,则是一种自我的书写要求,编纂地方志的想法与决定主要来自于地方社会。上引《莆阳志》、《澉水志》、《玉峰志》、《仙溪志》等均是在这种自我的书写要求中得以编纂而成的。事实上,这种自我的书写要求也可以用来部分解释前文所引方志数量分布的地理差异,它可能与不同的地方对编纂地方志的关注度高低有关。某些地方对地方志编纂的关注度极高,地方书写发展成为一种传统。绍熙五年(1194),俞巨源(生卒年不详)在《江阴志》序中说:

  郡各有志,澄江独未之作也,吴兴施公太博知军事,慨然以为缺典,首命郡博士郑君、邑大夫徐君,相与蒐猎,以编为书。(30)

  “郡各有志”与上引“郡县必有志”、“澉水之志不可无”等说法类似,显然,在宋代,编纂郡志在某些区域已蔚然成风,甚至一地志书之未作,被“慨然以为缺典”。在这样的认识中,地方书写不仅成为制度化的文化模式,而且也使得地方志书的书写处于不断形成和规划过程之中,并演变为一种历史性的连贯要求。宋代地方志纂修者一般称图经“本朝三岁一修”,但事实上,从现存在资料看,很少有间隔三年的续志,因此,规定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效用。地方书写的连续性要求通常是来自于地方社会。上引《绍熙江阴志》,后有《绍定江阴志》,编者称绍熙所修前志“历三纪之余,时异事殊,洊有增益,盍广前闻,庶免疏缺”。(31)宝庆元年(1225),张淏(生卒年不详)《会稽续志序》称:“会稽志作于嘉泰辛酉(1201),距今二十有五年,夫物有变迁,事有讼革,今昔不可同日语也,况城府内外斩然一新,则越又非曩之越矣,苟不随时纪录,后将何所考?”(32)《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1221-1291)序称:“郡志自淳熙后缺而不修者距今七十余年矣。吴越钱君可则以太府丞来守严,政事之暇为之访蒐,以补其缺。”(33)后来,方逢辰在《咸淳镇江志序》中说,嘉定七年(1214),镇江重修郡志,到咸淳年间,已近四十余年,“若军若府之事,革去旧者固多,更而新者亦不少”,因此知州要求人“网罗而辑续之”,后修成咸淳志。(34)对于地方书写是处于不断形成与规划过程的认识,褚中(生卒年不详)《琴川志总叙》给予了一个恰当的说法,他说:郡有志,邑亦有志,志非史也,所以述史而备记也。(35)褚中刻意区分“志”与“史”的差异,认为志为“述史”,强调志作为“述史”与“备记”的动态构建。(36)

  毫无疑问,当地方书写成为一种文化构建的资源时,亦引起人们的争夺,例如上引《莆阳志》修撰之初,知州行将秩满,为修志书,他“延郡之诸彦而谋之”,但当时诸彦“皆曰曩尝纂辑”,最后知州“阻放异议”,才能“以竞其事”。(37)而刊刻范成大所撰《吴郡志》所引起的纷争则更直接指明了这种争夺,据绍定二年(1229)赵汝谈(?—1237)记载:

  初石湖范公为《吴郡志》,成,守具木欲刻矣。时有求附某事于籍而弗得者,因哗曰:“是书非石湖笔也。”守惮莫敢辨,亦弗敢刻,遂以书藏学宫。(38)

  这一事例至少提醒着我们,出于范成大之手的《吴郡志》,尽管作者的归属上属于个人,但地方志书的书写绝不只是个人的文字创作,而是一个协调的书写过程,这一过程还包含了书写完成后人们对产品的认定。

  虽然对于究竟由哪一个个体来进行地方书写定会有疑问与争论,但在如何书写地方的方法上,编纂者对“网罗”、“搜猎”、“访搜”地方材料抱有肯定的态度,例如朱长文续修吴郡图经时,曾“参考载籍,探摭旧闻”,(39)郑兴裔《广陵志序》称:“虽微必录,无隐不宜,数百里封域中之事,群汇而笔之于书,则身虽不下堂阶,而广陵错壤,恍然在目。”(40)杨潜(生卒年不详)在《云间志序》中说修志时“畴诸井里,考诸传记,质诸故老”,(41)修志者相信通过数据搜集的方式,对地方知识与经验进行搜集、整理、分类,便能对地方进行描述与书写。郑兴裔在《合肥志序》中写道:

  郡之中所为山川之广袤,守得而考之;户口之登耗,守得而询之;田畴之芜治,守得而省之;财赋之赢缩,守得而核之;吏治之臧否,守得而察之;风气之贞滛(淫),守得而辨之。(42)

  通过山川、户口、田畴、财赋、吏治、风气等门类的设定与构建,通过知州“考之”、“询之”、“省之”、“核之”、“察之”、“辨之”等认识方式的跟进,州郡的图式就被辨识出来。虽然郑兴裔主要是从州郡官守的角度来解读方志,但方志中这些具体门类的设计并非只是修志者的个人偏好,而是各有宗旨。《仙溪志》黄岩孙(生卒年不详)跋载:

  论财赋必以惜民力为本,论山川必以产人杰为重,人物取其前言往行,否则虽穹弗载焉。诗文取其义理法度,否则辞虽工弗录焉。按是非于故实之,寓劝戒于微言之表,匪直为纪一设也。(43)

  如果说,地方志编纂中的门类,包括“财赋”、“山川”、“人物”、“诗文”等的设计是赋予人们认识地方社会的方式的话,那么,通过赋予每一门类以价值标准,地方社会的图式就被传递和构建出来。

  三、地方书写的意义世界

  从形式上看,方志以都会郡县的地理界限作为其书写范围,因此,每一个地理环境就是一个文本环境。在文本的环境中,方志是一种综合的过程,它根据分门别类的体系,通过山川、人物、户口、财赋等门类的设计与结构化,以一个有效和连贯的方法,消除了地方信息与经验的零散性与芜杂性。从这一点上讲,门类就是镜头,通过它,地方社会图式得以呈现。毫无疑问,依傍于不同的行政单位所书写出来的方志文本,在山川、人物、户口、财赋等各个门类的具体信息上亦是有差别与不同的。但是,当方志以都会郡县等独立的行政单位为个体出现时,纂修者所希望强调的并不是每一部方志个体信息的特殊性。《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称:

  郡有志,所以记山川、人物、户口、田赋凡土地之所宜也……严之所以为望郡而得名者,不以田、不以赋,不以户口,而独以云山苍苍,江水泱泱,有子陵之风在也。(44)

  “云山苍苍,江水泱泱”一语引自范仲淹(989-1052)为纪念东汉隐士严子陵(生卒年不详)而作的《严先生祠堂记》。方逢辰认为按山川、人物、户口、田赋等门类所建构出来的地方只是一系列地方信息与知识的排列,但这些排列并不是为了凸显出严州的特殊性,更遑论通过这些信息来“夸饰以侈风土”了。因为,尽管严州为浙右望郡,但“介于万山之窟,厥土坚而隔,上不受润,下不升卤,雨则潦,霁则槁,厥田则土浅而源枯,介乎两□,节节级级如横梯状,其民苦而耐,其俗啬而野,其户富者亩不满百,其赋则地不产米,民仅以山□而入帛,官兵□廪率取米于邻郡以给,而百姓日籴则取给于衢婺苏□之客舟,较之于他郡,其等为最下下”。(45)而严州之所以为称为望郡,却是苍苍云山,泱泱江水之间的“子陵之风”。如此,在山川、人物、户口、田赋等各个门类的设计,方志编纂者不仅需要罗列各个门类的信息,还需要去寻求并阐释其中的意义。《吴郡图经续记》林虑(生卒年不详)后序直接明言,称是书虽只三卷,但“岂可徒以方城舆地之书视之哉”。(46)《赤城续志》吴子良序说:

  门类率与本志协,所证所聚愈详矣,而书岂徒取其详而已乎,使读《赤城志》者,诠评流品,而思励其行,细咀篇什,而思畅共才,睹是非而开浸漶,念得失而重沿革,悟劝戒而审趋舍。(47)

  方城舆地以及门类的详细并非是修志者的追求,按类别来整理地方材料,固然可以结构化地方文献,但修志者亦相信,详细的收集与归类不是解释,推敲地方书写背后的意义世界才是其主旨。因为,当方志跨越时间去构建地方社会时,“社会”是与地理位置相一致的,地理范围中那些有代表性的角色扮演者或“个人”,他们隶属的行为“文化”被想象成一个整体。郑兴裔《合肥志序》说:

  惟志之作非徒以侈纪载也,葢有激劝之意焉!子舆氏曰: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者,莫不兴起,今试为之。披其舆图,考其轶事,西瞻金斗,东顾浮槎,当年梅尉高隐之风,梁女修道之迹,父老犹能道之否?望明逺之台,与波上下,如隐隐闻读书声也!若夫移檄敛黄巢之兵,谢郡留贮库之钱,使君流风于今如昨,国朝吕文靖陈文惠之遗爱,啧啧在人耳目,其政事可得而稽,勲名可得而师乎?生平思包孝肃之为人,所称烈如夏日而凛若秋霜者,过双阙则又未尝不心仪焉?彼其高风劲节,妇人女子皆化之,如崔氏者非闺中之铮铮乎?至于肥水奏东山之捷、飞骑走张辽之袭,埀之志乘,皆足以增辉于史册,留慕于后人,可以风一国,可以型四海,贤者深其效法之心,不肖者生其愧悔之念,皆是道也。(48)

  这里,梅尉、梁女、谢郡、吕文靖、陈文惠、包拯、崔氏等人物都是沉淀着的历史,促使人们回忆过去,这些人物常常嵌入相关的场所、关系以及历史之中,通过阅读方志,只需一个简单的名称,就能使身居其间的人们理解这些人物的历史含义。方志中记载的典故、感觉到的记忆以及其他相关的关系成了意义的来源。

  而对意义的追索,显然并非是后加的设定,而是一开始就隐藏或者说被寄寓在纂修者心中的。元丰六年(1083),司马光(1019-1086)为《河南志》所作的序中称是书:“岂徒先人蒙不朽之赐于泉壤,抑亦使四方之人未尝至洛者,得之如游处已熟,后世闻今日洛都之盛者,得之如身逢目睹也。”(49)元祐七年(1092)林虑所写的《吴郡图经续记后序》称:“余虽少长于苏,而山川、城邑、津梁、园观,往往未知其所由来,尝以问乐圃先生,先生出所为《图经续记》以示我,曰:此一览尽之矣。”(50)绍熙四年(1193)《云间志》杨潜序称:“是书也,虽一邑之事未足以广见闻,异时对友朋则可以资谈尘,事君父则可以备顾问。”(51)很明显,纂修者希望阅读地方志书者能够对该地包含着记忆与期待,可以“知其所由来”,可以“如游处已熟”、“如身逢目睹”,而且当人们借由方志以“资谈尘”、“备顾问”时,志书本身作为一种强有力的叙述方式与内容赋予了地方世界以意义。绍兴九年(1139),董棻(生卒年不详)所写《严州图经》序中说该书:

  凡是邦之遗事略具矣,岂特备异日职方举闰年之制,抑使为政者究知风俗利病,师范先贤懿绩,而承学晚生。览之可以辑睦而还旧俗,宦达名流玩之可以全高风而励名节。(52)

  修志者相信志书中所储存的“邦之遗事”,包含了“先贤懿绩”等社会意义上的典型行为,这类行为可以为时人所效法,可以备后来者学习。同时,作为文本的方志亦为人们创造了重要的认知环境,当阅读者接受并习惯了这一种认知环境时,接纳了志书中所表达的日常生活中的风俗习惯时,“辑睦”的社会理想就能够获得很好的表达,而宦达名流亦可以在志书所揭示的意义世界中获得自我定位。

  正因对意义世界的构建,宋代志书的地方书写就赋予了更多的解释性要求。《吴郡图经续记》林虑后序称是书:

  举昔时牧守之贤,冀来者之相承也;道前世人物之盛,冀后生之自力也;沟渎條浚水之方,仓庚记裕民之术,论风俗之习尚,夸户口之蕃息,遂及于教化礼乐之大务。(53)

  马光祖(生卒年不详)《景定建康志序》则写道:

  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之所掌,岂徒辨其山林、川泽、都鄙之名物而已。天时验于岁月灾祥之书,地利明于形势险要之设,人文著于衣冠礼乐风俗之臧否,忠孝节义,表人才也;版籍登耗,考民力也;甲兵坚瑕,讨军实也;政教修废,察吏治也;古今是非得失之迹,垂劝诫也。(54)

  因此,地方书写所归属的空间不再也无须具有地方的独特性,“昔时牧守”、“前世人物”、“风俗”、“版籍”、“甲兵”、“政教”虽只是固定在某个特定的地理环境中进行书写,但书写者本身却是从整个“教化礼乐”的规制、想法和表达模式中进行筛滤与选择的。如此,从文化史的意义上,宋代地方志的地方书写变成了消解地方特征的“去地方化”的书写,当然,地方化与去地方化只是相对的形态,在宋代的方志编纂中,前者从没有被完整地构建过,后者也从未达到过。

  注释:

  ①近年来,随着地方史研究在美国学界的兴起,“地方”(local)作为与“中央”相对应的、具有抽象概念的词语频繁出现,参见Robert Hymes,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在地方史的研究中,地方志被当做中国“地方史”最开始的出场形式,引起了学者的关注。基于宋元时期地方志大量出现,为什么中国文人开始书写“地方史”(local history)作为一个富有意义的问题被提了出来,有学者相信,书写地方志是文人“地方化”了的标志。参见Peter K. Bol, "The Rise of Local Gazetteer: History, Geography, and Culture in Southern Song and Yuan Wuzhou",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61, No. 1, 2001, pp. 37-76。随着地方史研究的推进,李弘祺曾对中国宋元之际的地方概念作了梳理,指出与英文“local”相对应的“地方”概念大约出现于元代,此前文献记载中所出现的“地方”一词大约相当于英文中的area、district或region。参见李弘祺:《什么是近世中国的“地方”?——兼谈宋元之际“地方”观念的兴起》,2005年台湾大学东亚文明中心“中国近世的地方文化与教育”会议论文。现代概念化的“地方”与传统中国地方志中的“地方”是否等同,并非是本文讨论的重点,但毋庸置疑,意识到这种差异性的存在可能是相当重要的。

  ②相关的论述与研究在总论地方志的著述中甚多,兹不详举。单论有宋一代上兼唐、下及元的论著亦不在少数,例如朱士嘉:《宋元方志考》,《地学杂志》1935年第2—4期、1936年第1—2期;青山定男:《唐宋地方志目录及び资料考证》,《横滨市立大学纪要》92,1958;刘纬毅:《宋代方志探微》,《方志研究》1986年第2期;黄苇:《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黄燕生:《宋代地方志的史料价值》,《中国历史博物馆馆刊》1984年第2期;黄燕生:《宋代的地方志》,《史学史研究》1984年第2期;James M. Hargett, "Song Dynasty Local Gazetteers and Their Place in the History of Difangzhi Writing", i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56, No. 2, 1996, pp. 405-442;阚红柳:《论宋元明三代志书中表体的应用》,《辽宁大学学报》1998年第1期;安清福:《宋代方志中的架阁库》,《档案学通讯》2000年第4期;郑利锋:《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周佳:《宋代知州知府与当地图经、方志纂述》,《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9年第3期;等等。以某部志书为研究对象的论文,如王文楚:《〈元丰九域志〉的成书及其价值》,《历史地理》1982年第2辑;黄苇:《论临安三〈志〉》,收于氏著《方志论集》,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21—144页;林正秋:《南宋〈咸淳临安志〉述略》,《文献》1990年第3期;肖建新:《〈新安志〉续修钩沉》,《史学史研究》2006年第3期;肖建新:《〈新安志〉志源考述》,《安徽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肖建新:《方志史上的细节关注与史实还原——〈新安志〉编纂历程考辨及其意义》,《江西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游彪、刘雅萍:《〈重修琴川志〉述评——兼论宋元方志的得与失》,《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1期;等等。

  ③宋晞:《评介〈宋元地方志丛书〉》,收于《方志学研究论丛》,第206页。

  ④郑利锋:《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⑤黄苇:《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⑥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叙例,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页。

  ⑦此表将作者明确考订系宋代方志的书目一并统计入内。需要注明的是,《中国古方志考》一书以1956年的行政划分来罗列古代方志存佚情况,可能会造成一定的误解,因为在此统计框架下,所谓宋代的方志事实上涵括了当时不属于宋朝疆域的其他方志。因本文讨论只涉及志书数量的地域分布,所以并没有特意去区分。

  ⑧宋晞:《地方志与历史学》,收入《方志学研究论丛》,第3页。

  ⑨张国洤:《中国古方志考》叙例,第2页。

  ⑩这里被学者单独列出的“方志”应是上引汇各种门类于一编的赵宋体例的志书。

  (11)郑利锋:《宋代地方志南北修撰异同论》,《史学史研究》2009年第2期。

  (12)黄苇:《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3)除了数据外,现代研究者亦从内容、体例等方面来证明地方书写模式由图经向方志的转变。黄苇:《论宋元地方志书》,《历史研究》1983年第3期。

  (14)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4275—4277页。

  (15)胡榘:《宝庆四明志》,罗濬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4989页。

  (16)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中华书局1965年影印本,第594页。

  (17)永瑢:《四库全书总目》卷68《史部·地理类一》,第595、596页。

  (18)《广陵志》今佚,序见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广陵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9)《莆阳志》今佚,赵彦励序见汪大经、王恒《兴化府莆田县志》旧序,民国十五年(1926)重刻本。

  (20)常棠:《澉水志》罗叔韶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4659页。

  (21)项公泽:《淳祐玉峰志》凌万顷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051页。

  (22)赵与泌:《仙溪志》刘克庄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8270页。感叹地方图籍、志书漏缺,赞扬续补者行为的方志序与跋例子甚多,例如孙应时、鲍廉、卢镇:《琴川志》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147页;杨潜:《云间志》杨潜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5页;梁克家:《淳熙三山志》梁克家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786页;等等。

  (23)事实上,仅就组织层面而言,地方志或由地方、或由中央组织编纂,此处之所以使用“书写”、“被书写”两种路径只是为了回避由“中央”、“地方”等词汇而引起的概念混淆。

  (24)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5真宗景德四年(1007)二月己卯条,中华书局点校本,第1445页;王应麟:《玉海》卷14《祥符州县图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25)王应麟:《玉海》卷14《山川郡县形胜图》。

  (26)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66真宗景德四年(1007)七月戊子条,第1476页;王应麟:《玉海》卷14《景德山川形势图》。

  (27)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129仁宗康定元年(1040)十月癸卯条,第3054页;王应麟:《玉海》卷14《祥符州县图经》。

  (28)王应麟:《玉海》卷15《元丰郡县志》。

  (29)谈鑰:《嘉泰吴兴志》傅兆敬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4679页。

  (30)《绍熙江阴志》今佚,俞巨源序见黄傅:《弘治江阴县志》卷14,明正德十五年(1520)刻本。

  (31)《绍定江阴志》今佚,序文为郭庭坚所记,见《弘治江阴县志》卷14。

  (32)张淏:《宝庆会稽续志》张淏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7091页。

  (33)钱可则:《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4349页。又见方逢辰:《蛟峰文集》卷4《严州新定续志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34)《咸淳镇江志》今佚,方逢辰序见高龙光:《乾隆镇江府志》旧序,清乾隆十五年(1750)增刻本。

  (35)孙应时、鲍廉、卢镇:《琴川志》褚中总叙,第1149页。

  (36)关于志与史的区别,后世尤其是清代多有论述,参见章学诚:《文史通义校注》卷6《州县请立志科议》、卷8《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587—595、819—824页。

  (37)《莆阳志》赵彦励序,见汪大经、王恒:《兴化府莆田县志》旧序。

  (38)范成大:《吴郡志》赵汝谈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693页。

  (39)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朱长文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639页。

  (40)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广陵志序》。

  (41)杨潜:《云间志》杨潜序,第5页。

  (42)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合肥志序》。

  (43)赵与泌:《仙溪志》,第8332页。

  (44)钱可则:《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第4349页;方逢辰:《蛟峰文集》卷4《严州新定续志序》。

  (45)钱可则:《景定严州续志》方逢辰序,第4349页;方逢辰:《蛟峰文集》卷4《严州新定续志序》。此处所漏四字,据四库全书本,按顺序依次为“山”、“蚕”、“月”、“秀”。

  (46)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林虑后序,第687页。

  (47)项元勋:《台州经籍志》卷13《赤城续志》,台北广文书局1969年版。

  (48)郑兴裔:《郑忠肃奏议遗集》卷下《合肥志序》。

  (49)司马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65《河南志序》,四部丛刊初编本。

  (50)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林虑后序,第687页。

  (51)杨潜:《云间志》杨潜序,第5页。

  (52)陈公亮:《淳熙严州图经》董棻旧序,第4280页。

  (53)朱长文:《吴郡图经续记》林虑后序,第687页。

  (54)马光祖:《景定建康志》马光祖序,中华书局宋元方志丛刊本,第13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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